既然懶的用手寫的,那就用打的吧

辯論中的理性與感性

——幾個辯論觀念的建立—— 

講師　張宇韶

基本定義（註1）：

應然（ought to be）：涉及價值系統與文化系統，具規範、主觀、絕對、象徵性。

實然（is）：涉及經驗現象與事實結果，具分析、客觀、相對性。

通常辯論圈所言之上／下位概念，其實是針對應／實然的一種簡單、化約的論述（註2），所謂的上位概念通指抽象價值或高深的學理學說；所謂的下位概念則泛指可計算量化的利益、實際的利益。我個人其實不很認同這樣的解釋，因為這種定義容易讓人產生下列誤會與影響：

一、有些人會誤以為：應然與實然是一種截然對立、零和的狀態，然後利用這種誤解配合武俠小說中「劍氣二宗」的隱喻（註3），將二者之間的關係推向一種極端對抗性性的辯論風格衝突。

二、有些人會誤以為：應然就是一種價值萬萬歲的口號；而實然就是一種資料數字不會錯的表徵。

既然二者不是衝突零和的概念，那究竟應然與實然間存在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我認為這二者的關係，是一種同心圓關係，是一種互相滲透、乎相支撐、互相補充的辯證關係，而非位階上下的主從或從屬關係，因此上位下位的說法不是很恰當。

什麼是同心圓關係？既然不是位階上的從屬關係，這個同心圓的結構又為何呢？

簡言之，應然（ought to be）涉及了價值系統與文化系統，在核心部分所呈現出來的就是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化屬性，超越特定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超脫一切特定的利益。相對而言，實然（is）涉及了經驗現象與事實結果，在沿著核心外緣所呈現出來的就是一種因地制宜的特殊性、局部化、個別化的屬性，有著特定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存在著特殊的策略性考量與利益衡量。

應然與實然的同心圓關聯性呈現的是：作為核心的應然部分，必須藉由實然部分展現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力；沿著核心的實然部分，必須在應然的部分取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辯護基礎——二著之間必須要有一定的內在邏輯。

應然與實然的功能與角色是：應然的部分，發揮指導人「價值理性」功能，影響了人的思維、意識與價值判斷。實然的部分，發揮指導人「工具理性」「策略理性」功能，引導人如何有效去行動與行為。

註5　請參閱Alan S Engel 等著之Ideologies and Modern Politics p5-12。

註6　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是德國社會學家Max.Weber針對「理性化」所提出的觀點。

原則上大家都會將應然概念視為一種不證自明、先驗的鐵律，但要特別注意的是：

一、所謂放諸四海皆準還是有其特定環境與時空條件的限制，在應然層次設計時必須有這樣的考量。例如在過去戒嚴時期，國家安全可能是唯一考量，因此自由權的保障可能是次要的；但是在民主社會下，自由民主與經濟安全可能也成為重要的價值。再如經濟成長、現代化對發展中國家可能絕對重要，但是進入發展國家後，文明建設、本土化也是重要的考量。 
二、在某些狀態下，許多應然層次的論述是持平的，絕對不可能有價值萬萬歲、應然層次優位論的想法。因此應然的規範性思維，必須要開放、多元一點，隨時都要有被檢證挑戰的想法與準備。許多價值性辯題都有這樣的考量，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如何處理「現代化不等同西化」或「藝術商品化有助於藝術發展」這樣的辯題。 
三、應然層次的敘述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文化需要、學理依據，不要以為拿孟德斯鳩或盧梭等哲人的一些片面思想，或自己也不太懂的專有名詞（如人民主權、積極自由、現代化、知識經濟）成為應然層次的依託或故弄玄虛，多看些書才是真的。 
四、也不要將應然與實然的關係弄混淆了，許多比賽常常出現將實然視為應然或將應然視為實然的情形。想想，拿一個片段、個別、相對的論述，企圖想要成為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邏輯上是絕對行不通的，比賽焦點自然模糊混亂。 
五、在應然層次的論述絕對允許感性的訴求，但是千萬不要成為道德式的說教、或是成了宗教的佈道大會；有些辯題本身就具有專業技術性層份在裏面，太曲高和寡的論調無助於比賽的勝利。

本質上的認知與科學分析：舉證的常態與荒謬

由於國內盛行的奧瑞岡辯論多屬政策性命題，更由於推定、舉證觀念與判準的落實，因此資料的蒐集與分析處理就相形重要，這樣的辯論本質使得純粹價值陳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約與限制。平心而論，要靠「空手奪白刃」贏得奧瑞岡政策性辯論比賽有實質上的困難，（反方的狀況要好一點（註7），畢竟它享有推定優勢，有可採取純粹邏輯檢證或資料檢證的立場）。資料的使用既是政策性辯論的一種必要手段，更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但是在使用資料的程序與方法上，必須要注意到哪些問題呢？ 
註7　原則上奧瑞岡的正方要贏得比賽似乎比較困難，因為反方享有許多立場與推定上的優勢；但游梓翔學長卻表示根據美國的相關統計，正方與反方贏得比賽的比例是差不多的，似乎與一般經驗法則不符，許多辯論研究者正常式說明這樣的現象。

一、資料的信度與效度及其限制：

在真正學術報告中，往往會藉由統計或計量的分析，來證明兩個變數或幾個變數中的關係，（如變異數分析、多變量分析）。而真正科學的態度也是藉由這樣的分析報告來說明所謂的「趨勢」「等量」「變量」等關係；這著表述模式有著嚴格的前提限制與資料設定，簡言之，這是一種「數量化分析」的統計科學概念；我們在辯論場上所謂的邏輯因果關係，其實只是一種簡單的判斷思維過程，再加上時間，學科專業化的限制，所以使用上有困難；我個人其實不反對在場上選手有這樣的野心與嘗試（我大學打租稅盃時就用過SAS的分析結果），但是一定要面臨幾個風險：自己真的要懂（而且要懂的東西真的很多）、對友也要懂、更重要的是要讓裁判聽懂。

就一般人而言，我們常用的手法就是利用研究結果作為舉證，這方法是很簡便的（但同時也是很粗糙的）；但是千萬別忘了大致看一看這種研究報告或論文報告的一些前提限制。否則一旦對手提出來，小則消弱資料的說服力，大則全盤皆輸。

二、資料的使用只在於陳述一個獨立的事實，而非代表一個普遍的真實：

在場上所提供的研究或調查成果只能在特定的區域、族群、階層、時間產生效果。雖然這些舉證代表了：事實的確發生，但至多只能告訴大家：事實已經發生過，不代表同要的歷史必然會重複出現，縱使有，也可能僅具有偶發的性質，若要達到任何預測目的，我想這實在是學術研究的任務而非辯論比賽的要求，（更何況是否能夠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文社會，在學術領域還有許多不同的爭論）。但我相信，只要資料具有一定的信度與效度，配合邏輯、與口語傳播的使用，一定具有相當的「論證基礎」。

三、小心數字的陷阱與化約的效果

數字的妙用在於他往往具有煽動的效果，但也往往因為數字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與盲點，容易造成思考上的盲點；除此之外，也易造成把事實過於簡單化了。這段論述最體現數字對丈的宣染、動態效果：「示範效應在東歐各國在民主變革中的浪潮中發生重大影響，波蘭一共花了十年才實現民主，但在匈牙利十個月，在東德十星期，在捷克則是十天（註8）。」

註8　出自吳玉山著共產世界的變遷，P34-P35

四、不要成為資料的奴隸、資料不要成為限制思考的牢籠

資料的調查與數字的顯示，畢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還存有很多空間容許我們透過思維的範疇與主觀的認知與以詮釋。在解讀資料時，只要能夠避免前述的幾個問題，我想在辯論場上還是樂見選手發揮心靈的自由去創造論點、善用資料。因為畢竟辯論比賽不可能辦成如同學術研討會一樣嚴肅、專業，況且，某個程度上我們是能接受辯論是有所謂的技巧與口語傳播效果的。

許多學弟妹喜歡把辯論弄成好像是比數字、比資料、比專家斷言的舉證比賽，其實這樣的比賽往往令我哭笑不得，某個程度上，我必須肯定學弟妹準備的用心；但是某個程度上，我必須承認這樣的比賽實在不好看，而且有些無聊。因為我所聽到的，全是拾人牙慧式的論點，經由許多資料、數字、專家證詞堆砌出來的論點，總覺得這種比賽清楚（但是有時是更家混亂），但是缺乏創意與自己的觀點，同時也缺乏人文的色彩。

五、避免使用自己不太懂，又超乎裁判想像的資料

辯論制度上的認知－電視辯論與奧瑞剛辯論

現在的辯論活動越來越多元，各種不同性質、主題的辯論比賽也常常舉行，在參予不同的辯論比賽時應該要有以下的認識：

一、針對不同辯論題目，必須要有所區隔：最好不要用價值性命提的辯風去打技術性命題；也不要用技術性命題的風格去詮釋價制性命題。

二、針對不同辯論制度，必須有所區隔：最好不要用電視辯論或大陸辯制的風格去打奧瑞崗式的比賽；也不要用奧瑞崗式的制度辯風去打電視或大陸制的辯論比賽。